《一個人可以很成功,卻始終覺得自己沒有過關》
有人四十多歲,工作已經做到相當好的位置。收入穩定。同事信任。專業上也有人肯定。外人看來,他幾乎沒有理由懷疑自己。可是每次回父母家,父親問一句:「所以你現在到底打算做到什麼時候?」他仍然會立刻覺得自己的工作好像不夠正經。
另一個女人有自己的事業,經濟也完全獨立。母親只要說:「你這樣每天忙工作,家庭怎麼顧?」她明明可以提出十個理由說明自己的安排,心裡仍然浮出一種很難消除的罪惡感。這種現象不能只用「太在意父母」來解釋。真正長期影響人的,通常是那句話背後代表的標準;單獨一句話很少具有同樣力量。什麼叫一個成功的人?什麼叫好女兒?
什麼叫負責任的妻子?什麼叫成熟?我們不是成年以後才第一次回答這些問題。很多標準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形成,只是平常不一定被清楚說出來。直到成年後出現新的標準,它們才開始彼此衝突。
《每一個新的世界,都會帶來新的評分方式》
家庭有家庭的標準。學校有學校的標準。職場有職場的標準。伴侶關係裡也有另一套。一個孩子在家裡可能因為「很聽話」得到肯定,進入工作以後,卻發現太聽話反而會被認為沒有主見;一個從小被要求凡事先替別人想的人,成為主管後可能第一次被要求清楚說出自己的判斷。
成年世界的複雜之處,就在於我們開始同時接受很多套互不一致的評分。父母認為穩定最好。職場鼓勵冒險。伴侶希望有更多相處時間。自己又想追求某個非常耗時的目標。朋友說:「人生只有一次。」母親說:「不要那麼自私。」沒有一個標準必然錯。真正困難的是,它們都可能已經進到心裡。於是我們以為自己在「做決定」,實際上常常是在主持一場沒有結束的內在會議。
每個人都在發言。
中年的疲累,有時不是選擇太多,而是心裡有太多人仍然擁有投票權。

《最有力量的標準,往往不需要真的有人在場》
有些父母甚至早已不再干涉。孩子卻依然按照他們原來的方式評分自己。父親過世十年,兒子買房時仍然會想:「他一定覺得這價格太貴。」母親已經接受女兒不生小孩,女兒自己反而仍然會在某些節日突然覺得,好像沒有完成一個女人應該完成的事情。這正是前一部談到內在客體後,會逐漸浮現的另一層問題。
外在的人不必持續說話,他留下來的標準仍可能繼續運作。久而久之,甚至連來源都忘了。「我就是覺得人應該穩定。」「工作當然不能隨便換。」「結婚本來就應該忍耐。」「為父母犧牲一點不是很正常嗎?」當一句話裡開始大量出現「本來就是」,很值得停下來問:本來是誰的「本來」?這不是為了把所有價值觀都推翻。
很多從父母與文化承接下來的標準非常重要,也可能至今仍然適合自己。真正需要重新檢查的,是那些已經成為自動裁判、卻很久沒有經過重新選擇的標準。它現在還符合我的生活嗎?它在保護什麼?又犧牲了什麼?如果今天沒有任何人知道我的選擇,我仍然會這樣選嗎?
《衝突最大的時候,往往是兩套標準都對自己很重要》
人很容易把心理衝突理解成「理性知道怎麼做,感性做不到」。實際上,很多內在衝突是兩套都很重要的價值互相碰撞。一個女人希望照顧年老父母,也希望保留自己的工作與婚姻生活。兩邊都不是假的。一個男人想維持穩定家庭,也真的覺得這段婚姻已經讓自己越來越窒息。兩種感受可以同時成立。
如果一定要證明其中一邊錯,選擇反而容易變得粗糙。中年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,是很多早年靠單一標準就能處理的事情,開始沒有辦法那麼簡單。以前只要問:「爸爸媽媽會不會同意?」後來還要問伴侶。問工作。問身體。問時間。最後問自己。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在四十歲以後第一次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願望:我想知道我自己到底怎麼想。
這句話聽起來很普通,實際上並不容易。因為所謂「自己的想法」,從來不是把所有別人的影響全部拿掉後剩下的一個純粹核心。我們本來就是在關係裡形成的。真正成熟的自己,逐漸知道哪些聲音願意保留、哪些需要重新估價,以及當它們衝突時最後由誰決定;別人的聲音仍然存在。

《真正的主體性,不是拒絕所有標準》
如果一個人把所有外在標準都視為束縛,很容易又走向另一個極端。「我只要做自己。」可是「自己」也不是憑空形成的。我們需要別人的回饋,需要文化提供語言,也需要現實告訴我們某些事情確實做得好或不好。所以問題不是如何變成完全不受影響的人。更準確的問題是:我能不能知道自己正在使用誰的尺?父母的尺。伴侶的尺。
職場的尺。社會的尺。以及我經過多年生活後,逐漸形成的那把尺。有些尺需要留下。有些需要縮短。有些只適合量某一件事,卻曾經被拿來量整個人。這種區分會在接下來談工作時變得非常清楚。因為對很多成年人而言,離開家庭後第一個大量提供新標準的世界往往是工作,伴侶通常更晚進入。工作會用一種和家庭完全不同的方式告訴我們:你現在是誰。
你做得怎麼樣。你的時間值多少。甚至第一次告訴一些人:原來自己在家庭以外,也可以被另一套標準重新命名。